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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程序之重构
发布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4/4/9 17:18:47 阅读:659次 双击自动滚屏

    民事抗诉是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按照我国法制和法理上的一般见解,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责与职权,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在我国现行的立法框架、司法体制以及审判实务背景下,民事抗诉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应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但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抗诉制度之日起,责难和非议就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主张要从根本上将其取消。[1]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既有追求部门利益的冲动,也有理论阐述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笔者看来,对民事抗诉程序目的的不同理解,是这些原因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所在。因为目的是一项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所在,[2]如果对一项制度的目的性理解存在偏差,那么以偏差的目的为指导的该制度的具体设计必然会带来诸多质疑,其实施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一、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目的


  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由于民事抗诉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上的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先从民事诉讼的目的出发来讨论民事抗诉的目的。从民事诉讼的目的来看,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私权利保护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3]


  我国民事诉讼法本身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难以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讨论民事抗诉的目的。但是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逻辑出发,认为民事抗诉制度具有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根据学者的解释,法律监督是指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4]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监督,监督对象是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5]这种法律监督的职能,决定了民事抗诉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民事检察监督活动,维护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统一正确实施。因此,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方式,其目的在于督促法院纠正违法审判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其二,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应重点监督较为严重的违反实体法和程序公正的案件,对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追究。民事检察监督的这一功能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正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得以保留并发展的重要理由。[6]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就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或政府代理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7]因此,民事抗诉本身是一种公权力,且其对抗的也是一种公权力,即法院的审判权,是一种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


  但是是否可以认为民事抗诉在维护国家法制目的同时,兼具私权救济的功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民事诉讼法上私权救济的基础是当事人的诉权,是一种对私的利益的保护,即纠正个案错误,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权利救济途径和权益保护,实现个案公正。民事抗诉是基于检察监督公权力对审判权公权力的制约。因此,民事抗诉的这种“公”的性质与私权救济这种“私”的性质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相互对立的,并且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理对于公权力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因此,基于这种对立,在民事诉讼法上,维护国家法制与私权救济的功能在本质上是对立的,难以兼容。这两者的区分,也必然会导致民事抗诉制度在整体架构上存在重大区别。比如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只有当事人有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才可能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检察机关不能依自己的职权强制为当事人提供救济。在以权利救济为目的的前提下,当事人申诉是检察机关提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但是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由于国家法制作为一种国家的利益,与私权利益不同,具有不可处分性,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这种国家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主动提请抗诉,而不论民事案件当事人是否愿意。因此,在以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


  当然,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和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民事抗诉本身也是一种纠错,在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目的的同时,客观上也可能会对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进行维护和救济,但是民事抗诉所具有的这种客观上的功能是间接的、衍生的,不能由此认为民事抗诉程序本身也具有这个目的。目的是主观的,效果是客观的,民事抗诉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这种目的在客观上也可能具有私权救济的效果,但不能把这二者等同和混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忽略了这种区分,尤其在坚持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指导下,民事抗诉制度的构建更多地围绕如何为诉讼当事人提供私权救济,而没有真正回归到民事抗诉自身应有的目的进行。


  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抗诉程序设置的缺陷


  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并对民事抗诉程序作出了概括性规定。2007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出于“申诉难”和“再审难”的目的,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事由和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8]笔者认为,无论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还是2007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制度与民事再审相结合,是一种错位的设置,尤其是2007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再审事由与抗诉事由相统一,更是直接以“私权救济”对民事抗诉目的进行界定,这显然也是一种错误认识。[9]


  首先,这种设置混淆了民事再审的目的与民事抗诉的目的。民事诉讼法设置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最后的诉讼救济机会,[10]本质上是一种私权救济,基础是当事人的诉讼,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依法享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程序的发动以当事人处分权为前提。因此,再审程序所针对的是具体的、个别的民事权利,为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再提供一次机会。如果当事人认为终局的裁判存在缺陷和不公,法律要给予其救济途径,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当事人认可了该生效裁判的结果,不管裁判有无程序、实体瑕疵,没有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程序不能发动,因为这是当事人处分其权利的表现。但是民事抗诉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为了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和国家法制统一。所以,民事抗诉监督的内容主要针对审判公权力及其职权活动,而不是当事人的诉权及诉讼行为,主要监督审判公权力违法、不当行使导致的裁判不公案件,而不是因为当事人诉权行为导致的裁判错误案件。[11]现行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另一方面却将这种抗诉职能以再审程序的启动作为处理的结果,这种规定显然是对民事抗诉目的的一种错误认识,在对民事抗诉程序的具体设计上,也是一种错位选择。


  其次,这种设置违背了诉讼程序的一般逻辑。诉讼程序作为反映社会的一种程序,其发动和进行都是基于主体一定的目的性追求,总是有始有终、有因有果、有特定空间限制的。[12]因此,检察机关如果对原审法院的审判行为是否合法提出抗诉,按照一般的逻辑,法院就应当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事由进行裁判。但是,我国的民事抗诉程序却是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诉讼程序组成,其中民事抗诉的提起,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抗诉程序,而对民事抗诉提起的法律后果——案件的审理,又是对原民事纠纷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不难看出,在这个程序中,抗诉以及抗诉的相关事由,仅仅是发动再审的条件,其目的是要对原民事纠纷重新审理。抗诉程序本应按照法律监督的目的,根据抗诉法律关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再审程序则应当本着保护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目的,根据再审法律关系的特点进行设计。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后,人民法院不对抗诉事由本身进行裁判,而直接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导致了抗诉程序有头无尾;而按照不告不理原则,本应由当事人主张始能启动的再审程序,却因为检察机关的抗诉而无当事人的主张即开始,再审程序有尾无头。[13]这种错位的设置,严重违反了程序设计的逻辑要求,也难以达到民事抗诉的预期目的。


  再次,这种设置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争议。民事诉讼法将抗诉与再审进行简单的对接,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民事抗诉公权监督性质与再审之诉私权性质的清晰辨别,也由此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争议。反对民事抗诉者大都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限制,也严重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事实上,如果依照现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民事抗诉定位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的途径的话,质疑者的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直接引起了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重新审理,人民检察院成为了原民事案件再审的“提请人”,在当事人未申明不服原判而被牵扯进再审的情况下,显然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悖处分原则。而且在当事人申诉的案件中,其申诉理由及请求与抗诉理由不一致的情形也经常出现,实践中甚至出现当事人在再审中置抗诉机关抗诉理由于不顾的情形,以致检察机关出庭人员十分难堪,抗诉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显而易见。此外,由于抗诉直接导致了再审,就意味着要中止原生效裁判的执行,这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使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无效或暂时无效。实践中,检察机关抗诉再审的案件,对于检察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至今也没有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有研究者在面对这个实践难题时,甚至提出了要改造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法中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模式,使其成为所谓的“三维锥体结构”,[14]或者所谓的“菱形结构”。[15]从形式上看,这些改造很好地将检察机关纳入到整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当中,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契合,但是根据两种新型诉讼模式,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而且应当对当事人的诉权进行监督,以保证诉讼诚信,这显然超出了民事检察监督应有功能的范围。因此,这种改造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抗诉的这种设置之所以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最为根本的还是对民事抗诉本身所应具有的目的认识不清。在以私权救济作为民事抗诉目的的指引下,出现上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程序重构


  要重新构建我国民事抗诉程序,首先必须在理念上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将民事抗诉作为私权救济的目的转变到民事抗诉本身应当具有的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目的上来。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民事抗诉程序与民事再审程序必然要剥离开来,因为希冀通过民事再审程序来达到民事抗诉程序的目的,完全是一种人为的错位。在具体制度层面上,笔者认为,未来我国民事抗诉程序的重新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建立独立的抗诉监督程序。这个抗诉监督程序是由检察机关的抗诉所启动的、以审理抗诉请求为主要内容的诉讼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检察机关有现实的抗诉请求,但它的着眼点不在于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争议,而是要求法院对于先前裁判中的某一事实、某一认定、某一环节等是否存在违法性进行确认。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审查法院审判权包括事实认定权、法律适用权、程序控制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法和不当行使的情形;二是审查案件裁判结果是否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合法性原则。因此,这个抗诉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是相互独立的,检察机关抗诉所引起的是法院启动抗诉监督程序,并且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只要检察机关提请抗诉,法院就必须启动抗诉监督程序。在抗诉监督程序这个诉讼法律关系中,诉的主体包括检察机关与原审法院,诉的客体为审判权行使是否合法,诉的理由就是诉的主体据以请求的诉讼理由,在检察机关一方来说,就是据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个案审判权行使违法并予以制裁的理由。


  第二,规范抗诉监督权的行使。抗诉监督权的提起,应当是与原审人民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虽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是无权进行抗诉的,但是这种规定欠缺法理基础,也不适应实践的需要。[16]检察机关提请抗诉,不是因为级别高,而是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因此同级检察机关对于同级法院审判权的行使,理应进行法律监督,这同样也可以改变目前民事检察监督“倒三角”的现状。至于抗诉案件管辖的法院,因为民事抗诉是对已经生效案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属于监督性质,为了程序的科学公正,结合法院的职权设置,应当由作出原生效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另外,由于检察机关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具有当然的主体权利,比如查阅卷宗、调查取证、参与庭审等。当然,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必须针对审判权行使中存在问题展开,而不能在属于当事人诉权的范围内行使。根据这种程序设计,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书面抗诉意见后,管辖法院通过抗诉监督程序,组织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与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双方就裁判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各自陈述意见,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最后由管辖法院根据双方提供证据和质证的情况作出裁决。


  第三,明确抗诉监督程序中当事人申请与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关系。在抗诉监督程序中,当事人之间的对立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当事人的这种对立已经不是抗诉监督程序所关注的内容。抗诉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检察机关的抗诉请求,检察机关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是出于中立者的地位,是出于法律监督和公益要求而进行,不再受原审当事人的影响,也不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基于这种要求,对法院的违法裁判,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放弃申诉,这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也可能没有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但法院的违法裁判,必然损害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因此,即使没有当事人的申诉,但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的生效裁判违法,应当主动提起抗诉,否则就是检察机关的失职。抗诉监督程序中的诉讼当事人已经不是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但是由于原审案件当事人与确认原审是否违法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审案件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且原审案件当事人对原审案件的裁判过程最为清楚,他们的参与也有利于法院查明裁判是否违法。所以,管辖法院有义务把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情况告知原审案件的当事人,并告知他们有权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且将最后的裁判结果告知原审案件当事人。如果管辖法院最后认定法院裁判行为存在违法的,当事人可据此提出再审申请,法院在此情形下必须再审。这个再审程序,才是真正解决原审当事人的民事纠纷的程序。当然,当事人也可以不提出再审申请,这是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体现。


  第四,明确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事由。如前所述,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的再审事由与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事由相统一,这种统一性,显然没有体现出抗诉本身所应具有的特点,因此需要再次予以划分。具体说来,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三)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第(十三)项规定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于这三项事由,由于属于当事人诉权行为范畴,与法院审判行为本身是否违法或者不当行使并没有多大关系,比如第(一)项规定的事由,有新的证据,原审法院根本就没有机会作出判断,自然不存在原审裁判行为在认定新的证据中存在违法或者不当行使的问题,因此,这三项事由不应成为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事由。不过对第(三)项规定的事由,有一种情形需要排除,即如果原审法院可以而且应该判断出该证据是伪造,因为审判权方面的原因没有能作出正确判断的,有可能会涉及审判权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使。除了这三项之外,其他的规定应当属于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的事由。


  第五,确认抗诉监督程序的法律效力。抗诉监督程序的裁判结果主要是确认个案审判权行使是否违法,但是这种裁判结果本身并不影响原审裁判的效力,原审裁判也不中止执行。因为抗诉监督程序本身并不是对原审民事案件的裁判内容进行改判,当事人如果认为裁判不公的,可以自行提出再审申请。另外,抗诉监督程序的裁判结果可以作为责任追究主体追究责任的依据,也就是说如果裁判原审判行为违法的,责任追究主体应根据情况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情况,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向相关部门提出追究责任的建议。

 

 


【作者简介】
熊国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注释】
[1]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来自于法院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景汉朝:《公正与效率的制度保障》,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等等。
[2]参见赵钢、朱建敏:《略论民事抗诉程序的价值取向的重构及程序设计》,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
[3]除了这两大目的以外,大陆法系还认为民事诉讼具有纠纷解决、多元化功能与秩序保障等功能。详见[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次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但是一般来说,这两方面是最为根本的。
[4]参见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5]参见曹建明:《坚持法律监督属性准确把握工作规律努力实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跨越式发展》,载2010年7月26日《检察日报》第3版。
[6]参见蔡虹:《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检察监督》,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7][英]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10页。
[8]参见宋小海:《论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基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
[9]这种统一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民事抗诉目的的错误认识。因为如果民事抗诉目的是权利救济,那么在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理由。并且,其理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对这两者进行区分。
[10]参见邵明:《现代民事再审原理论——兼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1]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实际上应该是“民事司法检察监督”,因为“民事”可以涵盖所有涉及司法领域的法律范畴,而严格意义上的“民事司法”却应当仅限于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案件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的监督职能称之为“民事司法监督”,而不能泛称为“民事检察监督”。详见赵旭东:《民事司法检察监督的认识与规范》,载陈桂明、王鸿翼主编:《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上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页。
[12]参见肖建国著:《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3]参见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
[14]参见王建、车晓洋:《三维锥体结构下对民事诉讼过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理性思考》,载陈桂明、王鸿翼主编:《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上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8页。
[15]参见汤维建:《论诉讼中监督的菱形结构》,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6期。
[16]参见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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